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华工政策的演变

作者：王强  年份：2005-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鸦片战争 华工政策 蒲安臣条约 排华运动 李鸿章 

描述：的先后废除,使各国急需从中国输入大量劳工以弥补本国内及殖民地劳动力的短缺。在暴利的驱使下,沿海口岸非法招工活动日益猖獗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贸易活动,而招工合法化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西方国家谋求合法化的努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首先是广州的联军统领衙门逼迫傀儡巡抚柏贵承认外人在广州招工的合法化,继后劳崇光与外人制定的“招工章程十二款”进一步确认了柏贵的政策,但劳崇光同时也宣告要大力打击非法拐贩活动。仅限广州一口的合法招工显然不能满足外人对劳工的渴求,利用签订《北京条约》的机会,外人将招工合法化扩大到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华工出洋合法化终于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认可。随后有关华工在国外所受残酷虐待的消息以及与各国谈判签订招工章程的高潮使清政府意识到保护海外华工的合法权益是政府职责...

革命黨游說李鴻章(1823-1901)參加反清運動研究

作者：Siu man Wong  年份：2014-10-28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革命黨游說李鴻章(1823-1901)參加反清運動研究

革命黨游說李鴻章(1823-1901)參加反淸運動硏究

作者：黃少文  年份：1998-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革命黨游說李鴻章(1823-1901)參加反淸運動硏究

革命党游说李鸿章(1823-1901)参加反淸运动硏究

作者：黄少文  年份：2014-10-28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革命党游说李鸿章(1823-1901)参加反淸运动硏究

试论19世纪80年代朝鲜自主外交——以遣使欧美为中心

作者：朴帝炫  年份：2004-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宗藩关系 李鸿章 袁世凯 朴定阳 

描述：利益。清政府感到为了维护自己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保障东北的安全，需要加强对朝鲜的宗主权，自然引起了朝鲜方面的不满。“壬午兵变”后，清朝进一步加强对朝鲜内政外交的积极干涉，使朝鲜朝野对中国的离心倾向与日增大，因而脱离清朝控制，实现独立自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要求具体表现为“甲申政变”和“朝俄密约”等事件。1885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更加粗暴地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对于袁世凯的蛮横干涉一直感到不安的朝鲜政府，为了摆脱清政府的控制，决定在与各国签订的修好通商条约基础上，派遣使节到欧美各国，利用西方势力以牵制中国。 1887年8月，朝鲜政府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公使。清政府以违背属邦体制为由出面阻拦，中韩两国就派使问题进行交涉。结果，清政府准予使臣赴任，但必须遵守“另约三端”。其内容包括：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率同赴外部；公开外交场合，朝鲜使节应随中国钦差之后；若有紧要事项，应先与中国钦差密商。但是，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到美国后，违背“三端”中的第一端“先赴同赴”，自主地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因此，清政府诘责朝鲜政府，并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最后迫使朴定阳在任职一年后被召回。 朝鲜政府向欧美各国派遣全权公使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宣告自己为主权国家，借外交活动来寻求独立自主。朴定阳以朝鲜驻美全权公使的身份，力排清政府的干涉，完成了与美国开展外交关系的重任。朝鲜政府遣使欧美以及朴定阳在美国进行的自主外交，表现出了朝鲜在清朝的控制之下力图要求独立自主的努力，在韩国外交史上的意义重大。

论清朝对日本图谋朝鲜的反应

作者：张慧娟  年份：2010-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日韩合并 中朝宗藩关系 以夷制夷 李鸿章 

描述：际秩序的运行方式融入中朝传统的封贡关系中。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调整非但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且使清朝深陷困境,以致清朝的对朝政策亦日益消极和退缩,并最终归于失败。 本文共分五章,探讨在日本图谋朝鲜的过程中清朝的反应及其对策。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回顾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及观点以及本文所应用到的主要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介绍日本吞并朝鲜的过程。日本吞并韩国的过程从《江华条约》开始,到《日韩合并条约》结束,这个过程包含图谋、变为保护国、吞并三个步骤。 第三章、第四章为本文的重点。根据日本吞并朝鲜的三个阶段,分别探讨清朝的反应和对策,揭示了清朝对朝鲜问题的处理态度由积极到消极的转变过程。 ...

论李鸿章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

作者：梁永  年份：2014-10-28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论李鸿章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 

描述：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翌日 作为一个开创性的人物，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活动。……

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作者：刘虹  年份：2002-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联日 联日防俄 防日 联俄防日 

描述：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力主搁置对日妥协的《球案条约》，并购船置械，建立北洋海军，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等，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但是，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既定国策，中日战争已经在所难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并与俄国签订了《中俄秘约》。李鸿章始终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认识不足，虽然对日本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但也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失误，尤其是在军事上连连失利。李鸿章的对日外交还遭到了来自清政府内部的种种掣肘，同时面临着经费、人才等方面的极度缺乏和不足，其对日外交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活动

作者：孙克  年份：2007-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外交思想 和戎外交 以夷制夷 

描述：有“理”，因此“理”与“力”的关系确实复杂难明。在“炮舰外交”横行的19世纪，“力”无疑远较“理”强。在这种背景下，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往往有“理”而无“力”，在错综复杂、结果难料的外交纷争中究竟是“不自量力”地“据理力争”，还是甘认“无能为力”而“委曲求全”，通过李鸿章外交行为的一系列重重阻力，分析和掌握身处被动的中国怎样更好的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从而也为现今中国的外交发展提供更加宝贵的资料与建议。文中论述了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着重论述了李鸿章在对列强外交活动中的种种思想与行为，特别是通过“秘鲁虐待华工案”、英国官员被杀的“马嘉理案”，以及对日俄外交关系的转变中体现出其“和戎外交”“利益均沾”“以夷制夷”的思想，也表明了李鸿章外交思想与行为的核心内容与历史价值，文中最...

论李鸿章早期对日外交：以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处理日本侵台为核心

作者：李卫民  年份：2004-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内，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有这样明显的变化，很值得关注。 目前学术界对于1871-1874年间李鸿章对日外交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中有的观点也还值得商榷。 可见，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讨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处理台事过程中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变化轨迹，搞清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起源：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中，是清政府全权大臣。经过他（还有他的助手）的艰苦努力，确保了谈判协议——《中日修好条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平等条约。 中日首次订约谈判，本来就是在李鸿章大力推进之下，清政府才同意与前来要求定约的日本使臣谈判的。李鸿章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当时已经开始对中国构成了威胁；而且，此次日使要求订约，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所以，他认为应该主动与日方谈判，在谈判中利用外交手段限制、抵制日本。 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中，积极主动，对于日使的无理狡辩和挟洋人以自重的作法，予以坚决的回击。在谈判中，为维护中方的应有的平等地位，李鸿章坚决拒绝日方能够“利益均沾”和“内地通商”。特别是在反驳日使有关“内地通商”的要求时，李鸿章揭露日本自己不向中国开放市场，反而要求来中国内地通商；这种揭露、质问，体现了鲜明的“对等”、“平等”色彩，很值得肯定。另外，为了防范日本向中国、朝鲜扩张，李鸿章在谈判协议中，还特意明确了相关问题。由于李鸿章准备充分、态度强硬、应对得当，迫使日本使臣不得不在多项过分要求被拒后，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 由于日本政府对《条规》内容不满，在1873年正式换约前，日使又提出了“改约”要求。这次，李鸿章依然以强硬态度对日。他痛斥日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坚决维护《中日修好条规》的严肃性、稳定性，严辞拒绝了日方的改约要求。面对日使的喋喋不休，李鸿章甚至明确宣布，如果日本使臣还要继续要求改约，那么他将拒绝与之谈判。这种极端强硬、果决的话语，迫使日使屈服；最后，双方正式换约。 此次，从这次谈判的全过程看，李鸿章对日本戒心很重、防范意识很强；而且李鸿章对于“与日本结盟以抗西方”的设想，也不赞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在1870年代初有联日思想，是不正确的。 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的前前后后，李鸿章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日本、比较坚决地防范日本，比较强硬地抵制日本，与日使达成了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其表现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但是，在中日正式换约后不到一年，日军就入侵台湾。这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作为订约谈判时的清政府全权大臣、清政府内部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淮军的最高统帅，不可避免地要再次进行对日交涉。 但在台事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李鸿章对日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与作法。 首先，他不主张向侵台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他一再叮嘱率军在台与日军对峙的沈葆桢，对日军只可“示以兵威”，而不应该主动进攻。他本人也没有积极对沈葆桢进行军事支援。当侵台日军已经遭到很多困难、战斗力下降，出现了有利于中方的战机时，他仍然主张不能进攻，只能用“兵威”进行威慑。 其次，他积极进行了穿梭外交，频频会见外国驻华使节；想联合各国使节，对日施加外交压力。他先后与美英法等国外交官员会晤，请求他们和中国一道谴责日本。但由于当时西方国家也不是中国的盟国，西方各国不愿干涉；李鸿章的表现又比较软弱，所以他的外交努力没有实效。此外，李鸿章面对又一次来华的日本使臣，也只进行了比较软弱的质问，故而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再次，出于能够威慑、吓阻日本的目的，李鸿章在台事期间，积极呼吁并努力从事于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改善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从而可以有效地防御外来入侵。但这种举措，对于台事之解决，不可能有现实的效果。 由于李鸿章在军事进攻上的消极和外交努力上的无效，使得清政府、李鸿章都陷入了困境。奕、文祥、李鸿章等人都开始倾向于以对日本赔款（只是不用“赔款”的名义）来解决台事。最后，在日本大久保利通发出最后通牒后，中方向日本赔款，以换取日本撤军。清政府因此而蒙羞。 总的来看，李鸿章在台事解决期间，就是以这样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态度和作法来对待日本；很明显，其特点是软弱、消极。 客观来看，在台事期间，李鸿章对日本还是进行了抵制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在首次中日订约谈判过程中对日抵制的延续。但是，在台事期间，李鸿章的对日抵制由强硬变为软弱，由主动变为被动，无论如何，因为他在台事期间的软弱表现，让李鸿章自己毁了自己在首次订约谈判中取得的对日政治优势。他这种在并不强大的军事压迫面前，由强硬向软弱变化，表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对他从事的对日外交带来了消极影响。但李鸿章认为他那套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的对日态度与作法，是有效的；并坚持了下去。他的这种作法，后来在改善中国军队（特别是海军）战斗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没能积极有效地扼制日本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琉球、朝鲜的扩张和189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